证监会、银保监、央行，同时发文释放重磅信号。

近日易会满、郭树清、易纲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均发表文章，信息量巨大！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这是“十四五”时期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这八个字背后隐含着三大问题——为何要提高？有哪些机遇与挑战？如何提高？

近日，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中，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为题，详解了上述问题。他在文章中，对未来5年资本市场各个领域的改革任务，也做出详细阐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优化融资结构、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易会满在文章中称，发展直接融资是资本市场的重要使命。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明显加速，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成功落地，创业板、新三板等一批重大改革相继推出，对外开放持续深化，直接融资呈现加快发展的积极态势。

截至2020年9月末，直接融资存量达到79.8万亿元，约占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29%。其中，“十三五”时期，新增直接融资38.9万亿元，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32%。

易会满指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对于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具体而言，他认为，有四大方面意义。

第一，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迫切要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从国际经验看，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创造活力，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需要充分发挥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的独特作用，加快创新资本形成，促进科技、资本和产业的紧密融合。

第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关键举措。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健全要素运行机制，完善要素交易规则和服务体系。发展直接融资可将不同风险偏好、期限的资金更为精准高效地转化为资本，促进要素向最具潜力的领域协同集聚，提高要素质量和配置效率，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从境外经验看，以直接融资为主导的经济体，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往往能够抢占先机，转型过程也更为平稳顺畅。

第三，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我国融资结构长期以间接融资为主，信贷资产在金融总资产中的比重超过70%。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有助于健全金融市场功能、丰富金融服务和产品供给，提高金融体系适配性；有助于稳定宏观杠杆率，更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第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途径。合作共赢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对外开放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国际贸易投资明显下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遇梗阻，供需两端受挫。面对困境，我们需要加快打造更为开放融合的直接融资体系，进一步便利跨境投资活动，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助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一步连接、优化、巩固。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已率先控制住疫情，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持续巩固，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稳健前行、不断升级。”易会满在文章中称，“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提供了宝贵的战略机遇。

一是实体经济潜力巨大。凭借超大规模的市场容量、完整的产业体系和8亿多素质不断提高的劳动力，我国产业发展升级的势头依然强劲，实体经济潜能将进一步释放，对资本要素的需求将加快扩大。

二是宏观环境总体向好。货币、财政、产业、区域等宏观政策协同持续增强，法治保障不断强化，有利于扩大直接融资的生态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三是居民财富管理需求旺盛。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跨越1万美元关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居民扩大权益投资的需求快速上升，为资本市场发挥财富管理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创造了重要条件。

四是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吸引力不断增强。随着金融扩大开放和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持续推进，境内资本市场正在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日益成为全球资产配置的重要引力场。

不过，易会满也指出，要清醒认识到，我国间接融资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存量规模大，发展惯性和服务黏性强；市场对刚性兑付仍有较强预期。

资本市场新兴加转轨特征明显、发展还不充分，制度包容性有待增强；中介机构资本实力弱、专业服务能力不足；投资者结构还需优化，理性投资、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的文化有待进一步培育；市场诚信约束不足，有的方面管制仍然较多，跨领域制度协同还需加强。

他表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加快破解这些体制及执行障碍。

“‘十四五’时期，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新发展理念，围绕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易会满在文章称，要强化资本市场功能发挥，畅通直接融资渠道，促进投融资协同发展，努力提高直接融资的包容度和覆盖面。

首先，要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拓宽直接融资入口。注册制改革是资本市场改革的“牛鼻子”工程，也是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和新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作出部署。”易会满称，要坚持尊重注册制的基本内涵，借鉴国际最佳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特征，及时总结科创板、创业板试点注册制的经验，稳步在全市场推行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同时，全面带动发行、上市、交易、持续监管等基础制度改革，督促各方归位尽责，使市场定价机制更加有效，真正把选择权交给市场，支持更多优质企业在资本市场融资发展。

第二，健全中国特色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增强直接融资包容性。形成适应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企业差异化融资需求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增强服务的普惠性，是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关键。

“要科学把握各层次资本市场定位，完善差异化的制度安排，畅通转板机制，形成错位发展、功能互补、有机联系的市场体系。”他在文章中提出，要切实办好科创板，持续推进关键制度创新。突出创业板特色，更好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发展。推进主板（中小板）改革。深化新三板改革，提升为服务中小企业能力。稳步开展区域性股权市场制度和业务创新试点，规范发展场外市场。积极稳妥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健全风险管理机制，拓展市场深度、增强发展韧性。

第三，推动上市公司提高质量，夯实直接融资发展基石。

易会满表示，形成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上市公司群体，是提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质效的重要一环。要持续优化再融资、并购重组、股权激励等机制安排，支持上市公司加快转型升级、做优做强。进一步健全退市制度，畅通多元退出渠道，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强化优胜劣汰。推动上市公司改革完善公司治理，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更好发挥创新领跑者和产业排头兵的示范作用，引领更多企业利用直接融资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四，深入推进债券市场创新发展，丰富直接融资工具。

“债券市场是筹措中长期资金的重要场所，对于推动形成全方位、宽领域、有竞争力的直接融资体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易会满称，要完善债券发行注册制，深化交易所与银行间债券市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进一步支持银行参与交易所债券市场。加大资产证券化产品创新力度，扩大基础设施领域公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范围，尽快形成示范效应。扩大知识产权证券化覆盖面，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

第五，加快发展私募股权基金，突出创新资本战略作用。

“私募股权基金是直接融资的重要力量。”易会满介绍称，截至2020年9月末，登记备案的股权和创投基金管理人近1.5万家，累计投资超过10万亿元，在支持科技创新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下一步，要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积极拓款资金来源，畅通募、投、管、退等各个环节，鼓励私募股权基金投小、投早、投科技。出台私募基金管理暂行条例，引导其不断提升专业化运作水平和合规经营意识。加快构建部际联动、央地协作的私募风险处置机制，切实解决“伪私募、类私募、乱私募”突出问题，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第六，大力推动长期资金入市，充沛直接融资源头活水。

易会满表示，长期资金占比是影响资本市场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是决定直接融资比重高低的核心变量之一。要加快构建长期资金“愿意来、留得住”的市场环境，壮大专业资产管理机构力量，大力发展权益类基金产品，持续推动各类中长期资金积极配置资本市场。加大政策倾斜和引导力度，稳步增加长期业绩导向的机构投资者，回归价值投资的重要理念。鼓励优秀外资证券基金机构来华展业，促进行业良性竞争。

最后，他还指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从经济金融全聚德高度加强统筹谋划，有效发挥市场主体、监管机构、宏观管理部门、新闻媒体等各方合力。

一是促进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协调发展。

二是进一步完善直接融资配套制度。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有利于扩大直接融资、鼓励长期投资的会计、审计、财税等基础制度和关键政策。推进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宽境外投资者进入股票、债券市场的渠道，增强外资参与便利度。完善统计制度，构建分层、分类、具有可扩展性的直接融资统计指标体系，更好反映社会融资的真是构成和发展趋势。

三是构建有利于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良好市场生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导向，以全面贯彻新证券法为契机，落实“零容忍”要求，加强立法、行政、司法的协同配合，健全行政执法、民事追偿和刑事惩戒相互衔接、互相支持的立体、有机体系，切实加大投资者保护力度，增强投资者信心，促进市场良性循环。

“回顾中外金融监管史，以下几方面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汲取。”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近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发表文章《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

郭树清表示，金融业务如果没有一定的资本金，那就迟早会陷入困境。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就是对银行信贷确定基本的资本金约束，杠杆率必须处于安全范围。古今中外，总有人盼望能以更低风险获取更高收益，但规律不可能打破。承诺低风险高收益就是诈骗，金融监管要永远与这类行为作坚决斗争。

郭树清特别指出，坚决抑制房地产泡沫。房地产与金融业深度关联。上世纪以来，世界上130多次金融危机中，100多次与房地产有关。目前，我国房地产相关贷款占银行业贷款的39%，还有大量债券、股本、信托等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可以说，房地产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

在分析现阶段的金融形势时，郭树清认为，中美博弈加剧，美方对我战略遏制升级，很大程度上将扰动全球金融市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一些国家采取强刺激做法，实施“无限量宽”政策，长期负面影响难以估量。与此同时，现代科技已经并将继续对金融业态带来巨大改变。数字货币、网络安全、信息保护已成为金融监管的全新课题。

不可忽视的是，金融体系内部风险仍在持续累积，一些长期形成的隐患并未彻底消除。银行业不良资产反弹压力骤增，一些中小金融机构资本缺口加速暴露。金融相关制度存在短板，现有法律法规震慑力不足，违法违规成本过低；金融机构常态化风险处置机制尚待完善；非正规金融体系交易活动缺乏有效约束等。

郭树清称，“十四五”时期我国金融监管改革任务更加艰巨，要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健全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持续完善权责一致，全面覆盖、统筹协调、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

具体来说，一方面，要全面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特别是对于各种“无照驾驶”的非法金融活动，管理和整治的主体责任都在地方。要与金融腐败作坚决斗争，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等。要以法律法规为准绳，大幅提高违法成本，将监管工作纳入法治轨道。

另一方面，在支持金融创新的同时，严防垄断、严守底线，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公平竞争等。强化基础设施监管和中介服务机构管理，对金融科技巨头，在把握包容审慎原则的基础上，采取特殊的创新监管办法，在促发展中防风险、防垄断。

此外，还要培育忠诚干净担当的监管干部队伍。优化监管资源配置，充实监管部门和基层监管力量等。

如何夯实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有最新解读！

近日，易纲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发表《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文章。

文章对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重要意义、内涵、重大举措进行了详细阐释，在如何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等方面均有定调。

要点如下：

1、必须实行独立的中央银行财务预算管理制度，防止财政赤字货币化，在财政和中央银行两个“钱袋子”之间建起“防火墙”， 同时要防止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承担企业信用风险，最终影响人民币信用。

2、要完善中央银行调节银行货币创造的流动性、资本和利率约束的长效机制。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基本匹配。完善央行政策利率体系，健全利率走廊机制。

在贷款利率方面，破除贷款利率隐形下限，引导金融资源更多配置至小微、民营企业，提高小微、民营企业信贷市场的竞争性，从制度上解决小微、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3、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有序开展可控试点，健全法定数字货币法律框架。

4、市场纪律、破产威慑和惩戒机制尚未真正建立，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以社会稳定为由倒逼中央政府、中央银行承担高昂救助成本的问题仍未根本扭转。

从事中处置看，要压实股东、各类债权人、地方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责任。从事后问责看，要对重大金融风险的形成过程中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地方政府的责任进行严肃追究和惩戒，有效防范道德风险。

5、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与金融基础设施统筹监管，逐步将主要金融活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基础设施纳入宏观审慎管理。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第一财经；证券时报网